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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接近格力人士透露，格力做手机的确不是玩玩的，目前其已投入了数亿元。董明珠甚至曾经多次在公共场合宣称格力要做世界第一的手机品牌。从“分分钟灭掉小米”到“要卖1亿部”，可见董明珠对格力手机始终是充满信心的。然而格力手机多次陷入“强卖”风波，让外界对其前景充满忧虑。

记者：下楼去茶歇之前，最后一个问题。您说华为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安全威胁，美国政府说华为是安全威胁，而且很清楚地把华为称为“骗子”，对此您难道不生气吗？任正非：我不生气。美国政府要好好想一想，我们全球有数万项专利，对信息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对美国企业也是有巨大价值的。实际上美国产业也在用我们的专利，只是它不知不觉而已。如果美国法律授予我们更多权利，我们将来在美国会有更多的地位，目前除了给苹果、高通、爱立信、诺基亚、三星达成部分知识产权一定范围内的交叉许可外，别的大公司还没有获得我们的知识产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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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手机来说，5G并不是唯一的功能，如何将屏幕、拍照、续航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才能提供给消费者更好的应用体验。以此可见，想要5G生态走向成熟，并不是某一家厂商凭借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必须依靠通信全产业链协作的力量。未来全产业链的配套完成之后，5G 才会有他真正的用武之地，中国才能从5G大国成长为5G强国。

从水平与增速来看，我国杠杆率风险已经值得关注，但更大的问题在杠杆率的结构。2018年，我国居民杠杆率53.2%，政府（显性）杠杆率37%，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3.6%。和国际比较，最“不正常”的当属企业杠杆率，基本上位列全球之冠。表面上问题和风险都在企业部门，但深入分析可知症结在公共部门。这是因为：第一，在企业债务中，国有企业债务占比超过六成，而国有企业债务中，又有一半左右是所谓的融资平台债务。如果扣除融资平台债务，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也就不那么凸显了。第二，我们对杠杆率进行重构，将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将居民及非国有企业作为私人部门，那么2018年底，公共部门杠杆率为140%，而私人部门杠杆率为100%多一点。公共部门杠杆率高出私人部门杠杆率很多，这在国际上是罕见的。除了日本，其他国家都是私人部门杠杆率远高于公共部门杠杆率。这里体现出中国的特殊性，由于公共部门中有大量国有企业的存在，从而出现了二者的“反转”，即公共部门杠杆率高于私人部门。第三，中国公共部门杠杆率的高企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缺乏约束，从而反映出中国债务积累的“体制特色”。

第二，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与软预算约束。一方面，地方政府肩负着发展地方经济的任务，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缺乏足够的财政收入和正规渠道资金的支持，于是各种“创新”应运而生。现在看到的很多融资平台债务，以及政府投资基金、PPP项目、政府购买服务等，都成了政府获取资金的渠道，形成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不能违规借债，但出于发展需要的借债又理直气壮，最后还不上钱还要找中央。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政府面临的就是软预算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