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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资本市场改善融资结构有待加强。一般而言，银行体系的融资适合为技术相对成熟的大型项目筹集资金；而资本市场体系的融资更适合在不确定性强的创新项目中发挥作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阶段，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也有利于推动战略新兴企业成长壮大。但是，与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比重集中于65%至75%之间的情况不同，一直以来，我国直接融资比重相对较低，尽管近10年来沪市公司直接融资比重有所上升，但以银行借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仍占所有融资比重的80%左右。未来，我国有必要发展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以支持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若屈服于美国的要求，欧盟及其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参加国想必也会要求日本做出同样的让步。日本农业或将难免陷入无法挽救的不利局面。躲避批评日本政府的说明一开始就显露出试图躲避来自患有“FTA过敏症”（贸易消息人士语）的农业相关者批判的姿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即使在TPP承诺的范围内，若不缔结FTA，就不允许采取调低关税、仅优待美国的措施。

“对不动产和金融业征收增值税，世界各国均没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2014年6月至2016年4月，国内的营改增试点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翟继光曾参与过财政部组织的世界各国增值税基本制度综合研究课题，他坦言，决策层和学界曾就是否应对不动产和金融业实行营改增有过激烈的观点交锋。

“垂直行业中6200亿美元的蛋糕，运营商能够获取多少，取决于运营商拓展政企市场的决心、恒心与智慧，这也将是运营商能否成功转型、决胜5G的一大考验。”斯寒说道。据斯寒介绍，从2010到2018年，GSMA 25家董事会成员运营商（包括中国三大运营商）的市值从1万亿美元增长到1.25万亿美元，增长25%，但同时8年间全球的六家平台型科技企业，包括美国的 GAFAM （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Microsoft）和中国腾讯的市值则从0.6万亿美元增加到3.7万亿美元，增长率高达617%。

年初，中国移动宣布在今年将增加3万至5万个5G基站，8月底有媒体获悉中国移动计划建设超过5万个基站，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各建4万个5G基站。随后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双方官宣将共建共享5G网络。不过这样的数量对于已有400多万个4G基站而言，仍属“杯水车薪”。

就在同一天，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落实减税降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座谈会上表示，减税降费直达市场主体，影响直接而深刻，“希望把减税降费红利尽可能转化为发展动能，实现更快速更长远发展”。“我国自1994年全面征收增值税以来，基本税率一直是17%。2018年5月1日，我国第一次调低增值税的基本税率，降低了一个百分点。作为我国第一大税，增值税基本税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将带来两三千亿元的减税效果。今年增值税改革的力度是历年最大的，是一次实质性的重大减税改革。”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翟继光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评价道。